聚焦“拜登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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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2期）于线上举行。百度APP、网易财经、WIND、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网、南都直播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百万人次。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拜登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预期与建议”，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李迅雷、毛振华、张明、沈建光、刘青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四方面内容来展开：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逻辑；
二、拜登政府面临的局面；
三、对华政策及对华经贸议程；
四、中国应对策略。
判断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首先要明确美国的基本行为逻辑是什么。我们认为美国对华发起挑战时机的选择并不是任性的，它的逻辑是在美国处境好的时候发起挑战，而不是在美国处境差的时候发起挑战，可以通过回顾历史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我们的逻辑起点。在上述逻辑的基础上我们要判断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前提是要判断拜登政府当前所面临的局面是怎样的。我们认为中美激烈竞争的底层基本面没有变化，政治竞争的意愿没有变化。疫情之下美国经济状况预计年底会触底回升，但会形成1-2年窗口期。美国国内分裂是美国国内目前的首要状况，拜登会考虑到中期选举的问题，这是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基本局面判断。
在这两个逻辑基础上，我们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和经贸政策做出判断，美国会以国内为主，由易到难。在经贸上会优先解决更容易处理的盟友间各种冲突，也会进一步改造和重塑一些国际机构，美国可能会重启TPP谈判，包括TTIP，但我认为美国参与新的国际经贸协定的努力会困难重重。美国在自身行动困难的情况下会努力破坏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比如对中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入CPTTP。同时，他们会重视科技上的目标，而非贸易目标。那么中国如何应对？中国最大的优势，尤其是在疫情冲击当口最重要的优势是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市场都对其恢复经济具有重要价值，都是我们的优势，这是我们需要充分利用的一点。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逻辑
美国所声称的贸易逆差与失业问题均不是事实。2018年美国贸易赤字率已经低至-2.4%，贸易赤字并非很大的问题，2018年美国失业率是3.9%，也处于很低的水平。2019年10月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是3.5%，是五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贸易战无法解决贸易赤字与失业问题是学界共识。宏观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净储蓄率=政府预算赤字+贸易盈余，国家的净储蓄要么借给本国政府，要么借给外国，借给外国就是贸易盈余。如果美国的净储蓄很低、政府的预算赤字又很高的话，那么贸易盈余就会很小，甚至是负值，形成贸易赤字，所以美国总体贸易赤字归根到底是内部失衡所导致的，并不是贸易本身所导致的。学界多年的研究表明，全世界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美国的失业问题更多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学术界称之为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在解释失业问题上占到了85%的比重。而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中美以及全球的产业链组织结构所决定的，iPhone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近两年的研究表明，贸易战对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和美国就业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并没有解决美国声称的问题，这说明解决贸易赤字和失业问题不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真正目的。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意愿由来已久，贸易冲突是趋势上的一个点。回顾历史来看，2001年小布什甫一上台就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当时中美GDP之比是12.66%，两国经济总量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这种战略竞争后来被“9.11事件”所打断。奥巴马在金融危机中上台要优先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到了第二个任期，经济转好，奥巴马政府马上推出了重返亚太战略，直到后来特朗普接手了形势大好的局面后，大张旗鼓地直接开展了战略竞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是一脉相承的，唯一的区别是方式的变化，以前是所谓的文明的方式，而后来是丛林法则。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冲突会在这个时点变得如此激烈？回顾历史可以看出，这个时间点恰好是美国国内形势、国际形势都好的时候，没有内忧外患，而非它所谓的美国经济受到了中国的损害。所以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美国的意愿和能力决定了它对华挑战的时机，这个时机不是美国处境差之时，而是美国处境好之时。
二、拜登政府面临的局面
中美激烈竞争的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拜登一直在用“激烈竞争”这样的措辞，这是特朗普都没有强调过的。从拜登政府在政治、外交、国防、财政、贸易上的一系列安排以及他们的政纲发言，都可以看出竞争意愿没有变化。
美国当前经济状况及疫后经济趋势需要认真研判：当前极差，但可能迅速反弹。美国失业率目前达到6.7%，贸易逆差创下了金融危机后的新高，国债水平也创历史新高，2020年全年经济萎缩3.5%。如何看待美国今后的经济形势呢？这要取决于对疫情的判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新冠疫情新增确诊病例迅速下降，拜登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接种疫苗等，随着疫情的缓和，美国经济在今年年底很有可能触底反弹。从我们国家的经验来看，2020年一季度疫情最严重，GDP增速为-6.8%，二到四季度逐季回升反弹，分别是3.2%、4.9%、6.5%，这种模式在美国的经济数据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一旦疫情出现好转，美国GDP和制造业、非制造业指数很快就会出现反弹。如果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我们预期美国经济会迅速反弹。但由于已经造成的损害和政策负担，美国经济完全重回正轨需要一段时间。
基于此，我们判断中国有1-2年窗口期处于有利经济地位。这一方面说明美国当前经济较差，但已经出现趋势性扭转，未来会逐渐摆脱疫情的限制和破坏。另一方面，美国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回到正轨需要时间。此外，在美国国内的议题方面，我们认为抗疫会是今年的主流，美国会把大量精力放在抗疫上，另外也要弥合社会分裂。美国自身也要寻求发展，贸易战是有代价的，在国内局面不好的时候，这种代价尤其沉重，而且美国自身也要寻求国际合作。所以总体来看，相比于此前，未来1-2年我们会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经济地位的窗口期。
三、对华政策及对华经贸议程
我们需要跳出经贸政策来看经贸政策，因为要有整体视野，一定要做出有取有舍的判断。
在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根本目标方面，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无异，这一再得到了拜登政府的确认，包括美国国务卿非常直接的说法，认为实际上特朗普政府的根本目标是没有问题的，唯一的问题在于它的实现方式。
在重返多边主义、重视规则、联络盟友的基本政策手段方面，拜登政府与奥巴马等传统建制派政府无异。唯一的差别在于拜登政府明确倡导构建民主国家联盟，明确以小圈子合纵的方式有组织地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以前建制派政府也都会有圈子和盟友，但强调的都是在现有的国际组织架构、国际规则体系内进行，但拜登政府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的合纵政策实际上抛弃了美国这一传统的立场，这是最根本的变化，会引发一系列的议题，在众多的议题中对于中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所谓的联络盟友的合纵政策，第二个是在科技方面。
关于美国的合纵政策。我们认为美国合纵的领导力是存疑的，在经贸政策方面它结盟制华的政策不会一呼百应，比如美国宣称要恢复其地位来领导西方国家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美国自己的限制条件，那就是美国的领导力已经非常有限。在特朗普之后，民粹主义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之前特朗普一系列的毁约、退出国际机构、破坏国际规则的行动导致美国的信誉受损，而且美国的经济实力受到了疫情冲击。美国国内的高度分裂给国际社会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大家都预期美国未来会有轮动，大家都会预期以后会不会再变，特朗普等人会不会再上台，现在所谓的联盟体系到底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大家存有疑问，那么意味着美国所谓的领导力是存疑的。在越来越混乱的局面下，欧洲和日本主权独立的欲望会不会加强，如果加强的话美国在经贸政策上结盟制华的策略可行性是不是就会受到一定的冲击，这决定了在结盟制华上，美国的领导力是有限的。当然，拜登是建制派，拥有建制派可信赖的声誉，这对他是很有利的，大家可能会认为拜登的做法更有说服力、更值得信赖，即便是有限的结盟成功也会对中国在经贸上造成显著的压力，这是关于美国合纵的基本的判断。
拜登政府本身也有一些对华合作的需求，包括气候问题、环境问题、伊朗问题、疫情问题，尤其是美国经济恢复的问题，这导致美国在对华经贸挑战上也会有取有舍。
拜登政府可能选择人权、意识形态等比较soft的方面强硬挑战，但短期来看不足为虑。一方面它选择这些方面符合建制派的偏好，更重要的是这些挑战的难度很小，美国的代价很小，容易实施。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拜登在这方面的挑战不会比特朗普更强硬，比如在意识形态上特朗普已经挑战到了底线，所以在这些方面的挑战短期内不会造成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拜登政府在人权、意识形态等方面来绑架整个西方世界，以促进结盟，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对华经贸政策会延续特朗普时期重点（竞选政纲），区别在于相对更重视多边主义、规则与法律、与盟友合作。拜登政府的政策基本围绕五个方面；贸易、科技、地缘、国际组织和规则、国际舆论，所有的目标方向其实与特朗普政府没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在于拜登政府更重视多边主义，更重视规则与法律以及与盟友的合作，比如它仍然在强调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实行不公平贸易，强调要反对技术转移，保护知识产权等。其他方面没有太大区别，与特朗普政府一脉相承。
在重重限制下，拜登政府的经贸议程会选择由易到难，进行艰难的调整。一是美国国内议程横亘于前，拜登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施展，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倒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潮流构成的限制，因为只要这个潮流存在，特朗普就拥有足够的影响力，拜登政府所做的任何一项决策都可能会受到攻击。二是控制疫情。三是中期选举。在中期选举之前，拜登政府在经贸议程上很难有大的回旋余地。在这种限制下，美国会优先选择平息美国挑起的盟友间的贸易冲突，一是比较容易，二是符合结盟的大思路框架。但是即便如此，美国和它的传统盟友的争议仍然存在，包括数字经济问题、大飞机问题、农业补贴问题等。拜登政府可能会选择改造、逐步恢复WTO国际机构，这有利于宣扬美国重返国际社会的姿态，但在贸易方面即便美国恢复WTO，WTO也无法达到美国的目标，比如反补贴，因为WTO管辖不了。美国可能重启TPP，以及美国与欧洲的TTIP等谈判，这对于美国的结盟是符合政策方向的，但是会困难重重。美国国内存在严重的社会分裂，反全球化氛围高涨，美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在国际经贸合作上有大的突破，政党分裂和特朗普主义的掣肘也会使拜登政府受到很大的限制。在美国经济中，贸易协定议题也历来优先度不高。另外一点是TPP，美国要想重新加入TPP的话，其中的22条高标准协定都需要重新谈判，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也会形成一个窗口期，导致美国在重返经贸协定上困难重重。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欧盟和日本与美国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他们都希望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但这两个地区也分别都有自己有限独立的大国抱负，它不一定希望在这个时候和美国推进经贸协定谈判，所以美国在推进贸易协定上困难重重。
在这一系列的背景下，我们总体预期拜登政府在经贸政策上进退维谷，往前走很难，往后退也很难，因为背后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势力仍然存在，现阶段对华的最优策略应该是“特规拜随”，特朗普的做法、规则、各种武器都可以拿出来继续用。另外拜登也会追求有限突破，尤其在结盟方面。在“特规拜随”上，它尤其会注重破坏中国的国际经贸合作的努力，比如中国加入CPTPP的努力、中欧全面贸易协定的落实等，在知识产权、技术转移、补贴、科技领域也会施压中国，这些都是特朗普政府留下的武器。
美国与盟友协调应对中国的核心，可能不在于贸易，而在科技。美国和它的盟友与中国的贸易仍然是符合其利益的，贸易整体上仍然会有贸易利得，只要他们是理性的，一定会承认这一点。在科技革命的关键时点，科技才是核心竞争冲击，美国与盟友也有优势。在贸易上不一定有优势，但是在科技上这两者都有足够的优势。给定这一点，美国和盟友之间结盟的科技政策可能就更有破坏性和攻击性，因为它的结盟的概率更高，而且也有足够的优势。其政策导向主要有两点，一是美国产业链去中国化，来保障美国关键产业链的安全，二是中国产业链去美国化，从而把美国有优势的技术从中国产业链剥离出来，打击中国的科技产业与进步。
拜登政府以劳工为中心的经贸政策和对华关税的两难。拜登政府一直强调以劳工为中心，这是由美国国内的现状决定的。以劳工为中心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保护就业，另一个是保护消费。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与对华关税处在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保护就业，就是要维持关税，维持关税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保护就业，这是最容易被社会所接受的。
另外两个不容易被社会所理解的，是意识到这是一个短视的政策，因为关税短期看是保护了相关行业的就业，但它忽视了这个行业上下游带来的一般均衡就业效应，这种上下游的就业受到了关税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关税对就业的保护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对美国尤其如此呢？一是美国制造业比例本身就很低，保护的面很小。二是对华征收关税，有其他的国家自然会来填补中国的出口，这就是贸易的转移效应。这二者一是一般均衡效应，二是贸易转移效应，再加上美国制造业本身的比例低，就决定了美国通过关税来保护就业的这种效果长期来看是很弱的，但是短期来看或者说向社会的解释接受度来看是直接的。所以，短期维持关税是符合美国政治需要的，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长期取决于经济和政治之间考量的博弈，如果是考虑经济的话，关税很有可能会取消，但如果国内政治依然分裂的话，这个关税很可能就不会取消。从保护消费的角度来看，是需要取消关税的，这可以降低美国劳工阶层面临的消费的价格。国际主流的研究都表明，美国对华关税接近90%都转移到美国国内，由美国消费者所承担。所以美国以劳工为中心的经贸政策和对华关税，我们认为是存在两难的，但这是有短期和长期的区分。权衡而言，结合前面我们说的关于科技的分析，关于美国和中国的国际战略竞争考虑来看，我们认为综合权衡，很有可能科技产业关税会维持，但消费品的关税可能会逐步取消，中期选举是一个时间节点，在这前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动。
四、中国应对策略
善用当前窗口期的市场规模优势，有的放矢对冲美国策略。短期来看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在疫情预期结束前后的这段时间，各国都有极大的压力来迅速恢复经济，谁能够利用好中国市场，就有可能率先实现复苏。在这个时间点，中国的市场规模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工具。首先是做好自己的改革和开放，这是基本面。市场规模这个工具关键针对三方面来用，一个是针对美国，一个是针对日本，一个针对欧盟，用的思路是两个，一个是离岸平衡，一个是打破美国的合纵，我们说的连横，应当配套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
针对美国来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唤醒美国国内的理性经济力量，意识到疫后中国市场的价值。为什么这是最关键的呢？不管是哪个国际机构和单个国家，至少在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真正制衡美国，美国政治制度决定了真正制衡美国的政治力量在美国国内，这时候要充分利用美国国内的理性力量，用加强经济合作离岸平衡民粹力量。理性力量和民粹力量之间是有冲突的，以前在特朗普时期这两者是类似于麦卡锡主义的，大家不可言说，但现在是可以言说的，这些理性力量可以发声，这是一个关键。中国怎么去做呢？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可以主动作为，比如在经济上可以主动出击来塑造议程，继续扩大开放，主动复活中美BIT谈判，在一些共同价值观上、在符合中国利益的点上可以主动表态，比如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做了很多工作，在技术转移上是市场化的，这都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另外一点就是在不同的议题上做交易，断绝美国所谓的“甘蔗两头甜”的幻想。
对于日本和欧盟，要利用市场优势吸引他们加强经济合作，尤其在日本方面，关键议题是CPTPP，可以用市场规模的优势来吸引日本和各成员国尽快谈定中国加入的事宜。美国和日本的产业是有竞争性的，但中国加入的话和日本有很强的互补性，有利于巩固日本在亚洲的发展，以及在亚洲产业链上的有利地位。另外，我们可以尽快推动RCEP落实生效，来巩固亚洲产业链，紧密亚洲经济联系，保障亚洲产业链的完整。
欧盟方面也是如此，关键还是要抓住大账，让欧盟意识到疫情后中国市场的价值，尽快落实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让欧盟意识到美国的不确定性，包括经济不确定性和社会不确定性，以及特朗普2024年可能会重新起来，这就是巨大的不确定性。
论坛第二单元，关于“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这一问题，各位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美国战略只是从特朗普的硬遏制战略、不可持续的遏制战略向可竞争、可持续的遏制战略进行转变，一方面，美国要在自身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基础上展开战略遏制；另一方面，美国要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中长期的战略遏制，来替代过去全方位、全领域的硬遏制。基于此，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第一，要对短期内实施的协议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微观产业影响做出判断。第二，不要因为所谓的窗口期而对美国战略产生一系列的误读，而要对美国战略利益进行深入的解剖。第三，美国国内政策所引发的国际地位下降、国际战略式微以及诸多新战略的不可行问题，是下一步我们要把握的关键点，尤其是在金融、货币、债务等领域。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拜登上台后，中美之间对话机会增多。与特朗普“简单粗暴”的套路不同，拜登的套路会更加符合国际惯例，会更多考虑到国际游戏规则、按照国际惯例出牌。拜登和特朗普一致的地方就是把中国当成首要竞争对手，甚至是带有敌对的态度，这一点没有变化。中国还是应该更加开放，因为拜登采取的对华政策会依照国际惯例，我们也应对相关的国际惯例有更加深入地学习和理解，思考怎么去通过运用相应的国际惯例，与欧盟、日本及其他经济体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另外，在拜登上台之后，美国的债务问题和资本市场的隐患仍会存在，仍会对国内金融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需要有相应的预案，即货币政策应该怎样进行调整，以应对不同的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关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主要有三个判断，第一是中美之间的冲突不会演变为热战，尤其是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不排除会出现局部冲突，第二是中美脱钩势在必行，第三是拜登政府会利用人权、意识形态方面的差距来对华施加压力。尽管如此，我们现在还是拥有窗口期，第一个是在所谓的西方盟国完成合围之前的窗口期，第二个是美国战略调整窗口期。在窗口期内，我们不能放弃缓和、合作的机会，因为缓和、合作是为了我国的核心利益。延缓和美国的决战，甚至是避免和美国的决战，对我们来说是更好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窗口期是我们需要争取的重要利益，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提前与对方交战是不利的。我们应当如何争取窗口期呢？首先要彼此要沟通，彼此要关切，另外还要发挥大企业的作用，在民间交流方面我们也应当足够重视。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关于中美经贸冲突未来的演进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在特朗普时代美国想与中国全面脱钩，而在拜登时代美国可能更愿意定向脱钩，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封锁和遏制。第二，和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不同，未来拜登会通过多边主义来围堵中国，中国也会采取多边主义的方式来进行应对，类似我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因此，多边主义会是未来中美博弈的关键词。关于我国的应对措施，我们应注意，在大国博弈中很难谈“理性”，我国要慎提“胡萝卜+大棒”的策略。未来一段时间，中美经贸领域存在三个潜在的风险点：第一，未来一段时间，关于中美经常帐户失衡和人民币汇率操纵的提法可能会重新浮出水面。第二，中美金融领域的矛盾在未来存在进一步激化的可能性。第三，特朗普政府虽然也在打政治牌，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且打政治牌需要盟友的配合，而特朗普实行单边主义的外交策略，缺少盟友的配合，因此特朗普主要是打经济牌，但拜登上台后，大概率会和奥巴马政府一样经济政治牌一起打。
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虽然特朗普已经下台，但总体来看特朗普主义还在继续，特别是对华政策，例如虽然拜登在选举的时候曾说会考虑取消关税，但新任美国财长已宣布暂不取消对华关税。在经贸、科技、文化、金融市场等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美国对华政策要走上正轨可能还需要更大的努力。在经贸领域，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两国关系仍是非常紧密的。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迎来非常强劲的增长，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目前美国的领导者和包括硅谷、华尔街人士在内的各界精英对中国，特别是对中美经贸关系其实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中美经贸关系仍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个压舱石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在其他领域两国关系挑战重重。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增长是所有国家当中最快的，这对我国解决就业问题和维持经常项目大幅顺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基础上看，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非常明智。总之，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巨大的市场基本面其实是维持中美关系最好的一个压舱石。
面对中美未来的“科技脱钩”及多边主义冲突两大趋势，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专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毛振华认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但这两点都与“世界工厂”分不开，都涉及到了对外开放。我们在讲中国大市场的时候，就是在讲开放的市场。此外，对外开放中的合规、对于国际惯例的坚守以及坚持市场化的原则也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当前在科技方面补短板、扩内需，这都是内循环战略实施下的重要内容。面对中美冲突，我们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扩大国内需求，同时加速弥补科技方面存在的短板。同时，开放大市场的建立对于国内保增长、化解国际压力都是很有必要的，过去我们在建设、投资等供给侧方面下的工夫比较多，现在我们在需求侧和市场方面也应当加大力度。
李迅雷认为，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两个支撑点，一个是扩大内需，一个是加大科技投入拉动中国经济的产业转型升级。我国GDP中投资占比明显偏高，而消费占比又明显偏低，所以要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就是想方设法来增加居民收入，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加，扩内需就会成为无水之源。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高端消费的增长较快，但中低端消费的比重在明显下降，这是消费升级的表现。我国应把扩内需更多放在中低端消费上，因为中低端消费可以拉动对国内产品的消费，而高端奢侈品的消费相当一部分是对海外奢侈品的消费，对国内制造业的升级、对中国产品高端化的进程是不太有利的。所以，一方面，我国在增加居民收入上要有所动作，需要增加对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方面的补贴，让中低收入阶层有了社会保障之后能消费、敢消费；另一方面要加大税收改革的力度，目前缺少一种税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2020年我国已实现了消灭绝对贫困的脱贫目标，今后要走向共同富裕，在改革上还是要加大力度。
张明认为，中国的应对策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要大力发展以双循环为新发展格局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国内技术自主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新的区域一体化。第二，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在贸易领域，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变化，区域化缩短是产业链演变的趋势，我们应该在RCEP和“一带一路”领域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产业链。在金融领域，要用新的策略来推进人民币一体化，拓展人民币计价功能，对外国机构投资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着力在RCEP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对于人民币的黏性和真实需求。在对外开放方面，下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把目前中国20个左右的省级自贸区、自贸港做实做细，要让这些自贸区、自贸港的开放各具特色，不要千篇一律，可以在不同的自贸区、自贸港进行不同的试验。第三，我国要积极和美国互动：要着力在美国发展对华友好的力量；虽然要明确对美国博弈的底线，但是同时手里也要有一些砝码；要形成一个与美国博弈的整体策略。
沈建光认为，尽管美国对华进行了关税压制，但中国仍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核心原因还是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中央提到的以内循环为基础的双循环经济是非常正确的。我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巨大的国内市场，怎样培育发展国内市场，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零售总额来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很多商品的第一大制造国，现在也成为零售品的第一大消费国，这就是我们的底气所在，因此我们需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有很多做法，相信两会就会有很多讨论，包括乡村振兴政策、包括扩大优质产品供应链到县级和农村市场等。从大数据看，目前四五线城市、县城和农村的消费复苏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中国的内需提升还是有巨大的空间。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数字经济等很多领域其实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次疫情防控中，包括金融科技、移动支付和广泛推广中的数字人民币在内的数字经济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各个城市目前也都在做智慧城市项目，这些其实都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缺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和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在今后的两国博弈中，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和格局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机会。
刘青认为，不管是对美国、欧洲还是对日本，市场规模的优势其实是讲市场的力量，大家能够从市场交易、经济合作中获得利益，这是始终要把握的大方向。另外一个讲到的是胡萝卜+大棒，当然可以不这么说，但是中国以前很被动的一点就是始终处于守势，这是我们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包括在所谓的卡脖子技术这一点上，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防守型的思维方式，但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完全完整的技术从而不被别国卡脖子，之所以有的国家不怕被卡脖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自己独有的尖端技术，这样就会有反制的技术和力量，达成平衡，均衡的结果就是相互合作，互不卡脖子。如果中国能够发展出这样独有的技术，哪怕我们现在可能被别人卡脖子，但如果我们也有自己反制的技术，那么这种被卡脖子的风险就会低很多，因此我们在技术上也应该有以攻为守的思维方式，要更进取一些，真正通过基础创新取得一些尖端创新，而不完全是被动的防御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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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CMF由人大副校长刘元春，人大一级教授、CMF联席主席杨瑞龙及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领衔，依托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优秀研究力量，同时诚邀知名研究机构专家，聚焦宏观经济动态和前沿性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季度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月度发布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不定期举办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发布专题报告，共累计公开发布研究报告600余份，参与联合研究专家逾500余位。成立15年以来，论坛受到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评价。